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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开拓东北史研究的史学大家  

2016-04-15 17:13:59|  分类: 历史人物 历史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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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毓黻:开拓东北史研究的史学大家 - 孙叶新 - 文保志愿者的博客

金毓黻(1887-1962)

 

  金毓黻(1887-1962),原名毓玺,一名玉甫,字谨庵,又字静庵,别号千华山民,室号静晤。辽宁省辽阳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治学领域广阔,著述宏富,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师之一,以精于东北史研究、宋辽金史研究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世所重。他生前岀版史学专著16部,编纂大型丛书、史料文献8部与550余万言的巨著《静晤室日记》,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与学术研究的宝贵遗产。

  金毓黻始治史学,正值社会动荡、民族危亡之际,岀于忧乡、爱国之心,他首先致力于东北史的研究。先后编纂了《辽东文献征略》、《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奉天通志》等系列卷帙浩繁的史籍,为开拓东北史研究打下基础,且成为迄今研究东北史的重要史料。

  1930年以后,金毓黻完成了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史著:《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初撰于1936年,正值日本侵略者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时期,他在总论中用较大篇幅论证了“东北”二字的内涵与意义,严正指岀摈弃“满洲”用语的根据,在历史研究中张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而全书自上古至元末,系统地勾勒岀东北古代历史发展轮廓,被史学界称为近现代东北史的奠基之作。其《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也都是开拓性史学专著。

  金毓黻不仅是学贯古今的学术大师,亦为情韵横溢的一代诗人。其169卷巨帙《静晤室日记》中收其诗作1800余首,珠玑兼呈,词采灼人,被著名学者沈延毅盛赞:“击节一歌惊白雪,咏诗三叹感朱弦”,是现代诗坛独具异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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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立志,开发研究东北文化


  金毓黻生于光绪十三年五月(1887年7月),卒于1962年8月,终年76岁。其父金德元为辽阳县后八家子村(今灯塔市单庄子乡)乡间塾师,重视教育,故金毓黻六岁即入乡塾读书。16岁时,因家境日窘辍学去当杂货铺学徒,然亦“未尝弃书”。1906年,得到县启化高等小学校长白永贞帮助,得以官费读完小学,考入奉天省立中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受业于黄侃教授。学生时代,他深受白、黄二师影响。

  正是在青少年读书时代,金毓黻立下了开发研究东北文化的大志。在奉天省立中学堂读书时,他就已热衷于盛京历史,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末遗老郑孝胥来奉天小河沿消遣,吟诗嘲讽关东没有文化:“北俗虽豪缺凤雅,麕集屠沽作都会。沈吟移徙谁与言,自怪边尘损文字。”风华正茂的金毓黻读罢此诗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后来在编撰《辽东文献征略》中明确写道:郑孝胥等人“拘于方隅之见”,故步自封,孤陋寡闻,其鄙视辽人之意溢于言表。出于对辽东乡土的热爱之情,他表示要效法“辽东三贤”,研究开发东北文化。他在《东北通史》引言中也写道:“世居辽东,基于忧乡之心,研究东北文献,积有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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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有独钟,倾力收集东北文献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金毓黻回到沈阳,先后在奉天省立第一中学堂、沈阳文学专门学校任教,其后从教育界转入仕途。先后任职奉天省议会秘书、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吉林省财政厅科长、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秘书、辽宁省教育厅长等。政务缠身,他却能用心收集东北历史文献资料,开始伏案于东北史研究。1923年,他在长春任职时,就考察研究了金代上京宝胜寺碑、辽阳沿革,辑录了《辽东文献》、《辽东乡土志校补》等,留下他治东北史的首开之作。他在诗中写道:“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言明他已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1927年,金毓黻出版了他研究东北史的第一部著作《辽东文献征略》,全书八卷,其中以无可辩驳的史实界定了解辽东的地理沿革和地理范畴,对奉天古城及东北名山大川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古籍中的许多疏误。如古代的挹娄,前人著述说沈州为挹娄故地,经他考证确定挹娄不在沈阳,而在长白山北宁古塔。又如《盛京通志》等书载黄龙府位于开原县,经他考辨确认,在当时吉林省农安县,他从治史之始就显示出治学之严谨求实。其后,他于1932年又完成了20卷的《渤海国志长编》,开“渤海史研究之先河”,被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赞之为是渤海国族研究的“登峰造极”之伟著。

  1928年成立奉天通志馆时,金毓黻被聘为总纂之一,并直接负责《山川志》、《文艺志》部分;1929年起,他又着手汇集东北古代典籍文献,取名为《东北丛书》。后来因日本占领东北,使两项工作停滞下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金毓黻突遭日本宪兵逮捕,拘押三月余。获释后,他多次拒绝就任伪职,明确表示:“硬派由他,不作由我,日本人虽横,其奈我何!”显示了一位血性文人的硬骨。后在已就任伪职的原奉天省长臧式毅的斡旋下,他出任省图书馆副馆长。这时,他一面虚与敷衍,一面集中精力抢救整理东北文献古籍,于1934年付印了《辽海丛书》共10集100册,收书87种509卷,蔚为大观,是保存东北历史文化典籍的珍贵巨著,也是以古籍丛书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罪行的有力证据,维护了中华民族与辽河乡邦人的自尊。

  金毓黻任《奉天通志》专职总纂后,1934年这一志书又重新启动,他日夜兼程,且编且印,仅在一年后,共计260卷600万字100册的《奉天通志》就公开发行了。这部自清以来的第一部奉天省通志,史料丰富,体例完善,内容充实,远超前代,是东北历史上的重要典籍。


  挣脱魔爪,献身国史伟业


  1936年,金毓黻以考察文物为名,假途日本东京,转往上海,几经周折,历尽艰险,摆脱日寇的羁绊,经蔡元培、傅斯年介绍、推荐,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37年5月,赴安庆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8年春,又回中央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3年转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兼任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主任。1944年月4月,再回中央大学任教兼任文学院院长,直至抗战胜利。

  挣脱日伪统治的魔爪后,1936年初到南京,金毓黻在游明陵读王船山诗时,曾写道:“羁栖不觉五年长,欲话前尘倍暗伤”,回顾自己被日寇迫害的日子依然黯然神伤,这种磨难也使他心中的忧乡爱国之情得到升华。如果说他研究东北历史之始是出于对辽东乡土的热爱和忧思,那么,随着学识的增长、历史知识的拓宽、阅历的丰富、对外国列强歪曲篡改中国东北历史丑恶行径的义愤与对当时国家命运的忧虑,使他感到有责任完成一部《东北史》。因此,1930年当他走上中央大学讲坛后,便主讲了东北史并赶写了讲义,而这个时刻将东北史搬上大学讲坛,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东北通史》讲义经他几次增补充实,于1941年正式出版6卷39章、40万字的《东北通史》上编。全书以民族源流、形成与发展为主线,将东北史划分为6个时期,即汉族开发东北时代,东胡、夫余互竞时代,汉族复兴时代,契丹、女真、蒙古迭相增长时代,汉族与女真、蒙古争衡时代,东北诸民族逐渐同化融合时代。系统地勾勒出东北古代历史发展的轮廓。这是金毓黻积二十余年含辛茹苦、执著追求的力作,凝结了他爱国忧乡的深厚情感和抵制日本扭曲侵略东北的历史、肆意侵略中国的民族自尊心,表达了他以学术救国的平生夙愿。

  金毓黻认为,宋辽金史与东北史关系密切,特别是辽金二史与东北史有关者“几居其半”。因而,在抗日战争岁月他转安庆、重庆、三台,边研究东北史,边开拓宋辽金史的研究领域。并于抗战胜利前,完成了《宋辽金史》专著,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宋辽金史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他突破以往历史研究中的正统论,提出“三史兼治”的观点,为后学者所推崇。

  金毓黻也是位考古学家,他的辽金考古成就同样令人称誉。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辽瓷考古科学,发现者就是金先生。是他在沈阳的大东边门外穹顶砖室右室石棺中,发现了辽瓷花瓶,这是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由金先生最早向学术界发表的珍贵文物。由于这一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的弟子佟玉柱教授在《历史研究》上,载文称他为“辽瓷之父”。

  《中国史学史》的完成,是在抗战艰苦岁月中金毓黻对中国历史学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史学史是近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金先生涉足这一领域时,前无所承,筚路蓝缕,他从1936年始进行开拓性研究,先后写出《中国史学考》与《中国史学史大纲》讲义,并于1944年由商务图书馆出版了30余万字的《中国史学史》。当代史学史专家瞿林东认为,这部书是“这门学科或这门专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足见评价之高。也正是这一系列著作,标志着金毓黻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被誉为“中国史学界和东北现代史学界的光荣。”


  诗史精韵,与《静晤室日记》同光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金毓黻以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代表身份四到沈阳,11月被聘为沈阳博物院筹委会主任。1947年又受邀兼任国史馆纂修及国史北平办事处主任所藏明清档案,辑成《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

  1949年北平解放后,金毓黻随国史馆北平办事处并入北京大学,任教授。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任研究员,直到其1962年逝世。这期间,他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史料》、《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参与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唐朝部分的校改。可以说,毕生为中国历史研究殚精竭虑。

  金先生辞世时,还给世人留下一部40余年朝夕与之相伴治学研史,具有特殊学术意义的巨著——50余万字的《静晤室日记》。它不仅铭刻了金先生治学、做人、处世的心迹及其所得,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1920年3月—1960年4月)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侧面和史实,是日记,也可视为自述传记,甚至可作为历史长编来读。

  1993年《静晤室日记》由辽沈书社出版。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还是一位为现代文坛留下近两千首诗作的大诗人。这些诗作记述了金先生求学、为官、治学、游历等活动中的心路历程,内容广泛,艺术水准很高,既记录了个人行迹,也记录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完全可作诗史来读。如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他曾写《过沈阳西郊有感》:“一弹轰残郭外桥,行人过此倍魂消。可怜百战将军血,尚染余腥到柳梢。”十年后,《清明节有感》中写道:“支离东北何堪说,漂泊西南倍惘然。灵爽相通无远近,清明虔化陌头钱。”一个因日寇侵占而飘零在外的游子的愤慨与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正因金毓黻诗作中的这种叩击人们心纭的魅力,著名学者、书法家沈延毅先生在《读金静庵遗诗有感》中云:“好友云亡逾廿年,前尘如梦复如烟。沧桑未竟书生业,风雨还遗史迹篇。击节一歌惊白雪,诵诗三叹感朱弦。丸都归址今犹昔,我欲游之用续缘。”这首诗,不但勾描出金毓黻史诗精韵的强大艺术感染力,也赞誉了金先生杰出的史学成就。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奉天通志》总纂吴廷燮对金毓黻的评价:“中夏言东北故实者,莫之或先。”而一代国学大师于右任更对金先生赞叹有加,谓其为“辽东文人之冠”。金毓黻这位现代中国东北史研究的奠基和开拓者,这位学贯古今的学术大师确是辽海文化的珍贵遗产。

      文/ □徐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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